吴锡祺，生于1901年，河北省大城县人。1918年，他考入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并随后进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步兵科。1923年9月，吴锡祺毕业回国，加入了冯玉祥部学兵团，担任上尉教官的职务。之后，他还参与了北京政变后学兵团的扩编，成为第八混成旅的旅参谋长。1925年10月，吴锡祺被调任至北京警备总司令部，担任鹿钟麟少将的参谋长。
北京政变取得胜利后，冯玉祥立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清废帝溥仪逐出故宫，并先提请黄郛摄政内阁予以讨论。在这一提案尚未交付阁议的时候，北京警备总司令部获悉清室已预知其事，且将有所举动。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即据以报告黄郛，并谓事不宜迟，迟恐生变。黄郛乃速夜召开紧急阁议，将优待清室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一切事宜。
修改后的清室优侍条件是:
“今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规章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
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三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派卫兵妥为保护
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紧急阁议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改通过后，即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十一月五日晨，鹿、张、李会商执行步骤。张说:“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带多少军警？”鹿答:“军警各二十名就够了。”计议既定，先将故宫外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即率军警各二十名入神武门。每通过一门,就分置军警监视其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张、李等径趋溥仪住所，值清室正开“御前”会议，当由内务府大巨绍英出迎，鹿等郎出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并告知来意，请其转达溥仪立即迁出宫外。绍英虽惊慌失措，但仍故示镇静，并指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笑而不答。又指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一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鹿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绍英又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仁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劝阻他们稍等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绍英不得已，乃入告溥仪，但往返数次，仍希有所转圜。鹿见事不能决，乃故意大声告其随从人员说：“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二十分钟。”溥仪闻而大惊，于是立即答应迁出宫外，随即交出印物，收拾私物，在鹿、张、李等的监视和保护下一同离开故宫。鹿并亲自送他到后海甘水桥旧醇王府邸。鹿问溥仪:“从此以后，你是愿意当平民呢，还是愿意作皇帝?在我们中华民国不允许皇帝存在，我们有对待皇帝的办法。”溥仪答称:“我既答应接受修改优待条件，当然不能再作皇帝，我愿意作一个平民。”鹿说:“我们对平民当然要保护。”
在溥仪离开故宫之后，对宫内的宫女和太监等均任其自由迁出宫外。
溥仪出宫后，即由国务院下令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由李煜瀛担任，委员十四人，为:汪兆铭、蔡元培、鹿钟麟、张壁、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睿、绍英、耆龄、载润、宝熙、罗振玉(绍英以下五人为清室所推荐)。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故宫保存的历代文物进行清点、登记、整理、保管，以防遗失或毁损。故宫的警卫由鹿钟麟派兵担任，直至国民军撤离北京时，始交由内务部接管。
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曾经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同和支持，但却遭到段祺瑞以及清室遗老旧臣的反对。溥仪出宫之次日，段祺瑞曾致冯一电，极表不满，其电文大意是:“顷闻皇宫锁闭，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夭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复电谓:“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的第一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就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过了几天(十一月二一十九日)，溥仪即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溥仪又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乘车逃往天津，下车后，复由日本人驾车迎往日租界大和旅馆居住。事后，日本公使芳泽通告中国外交部，伪称事前对此事毫无所闻。实际的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看中了溥仪这个可被利用的政治工具，从溥仪逃往日本公使馆一直到逃往天津，都是日本所布置的。但是当时的临时执政段棋瑞却对此政治阴谋等闲视之，始终没有对日本方面提出过一次抗议。当时北京“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曾为此发表宣言，谴责段政府放纵溥仪的行为，同时严正指出，嗣后溥仪如有危害国家的行为，日本人应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