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博学善思的君主，他对文化艺术、历史和人文知识具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尽管康熙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却未能实施科技强国战略。这可能是由于时代背景和政治决策的制约，亦或是他更注重稳定和统一国家的目标。无论原因如何，康熙皇帝的统治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治国理念和策略成为后世君主和政治家们的重要参考。
史料记载，康熙对西方科技是很感兴趣并孜孜以求的，他在回顾钦天监杨光先诬告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那桩学术公案时说：“尔等惟知朕算术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睹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当时仅15岁的康熙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科技的必要性，从此，他开始了认真刻苦的学习。
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老师则是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等人。他悟性好，学习热情高，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好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得去那里授课。老师上完课走了，康熙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看重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把所学的知识付之于实践，有着强烈的学以致用的热情。传教士白晋对此作了详细记述：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父子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好学不倦、学有所成的康熙获得了洋老师白晋的极高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他有经得起各种事变考验的坚强意志。他还有组织、引导和完成重大事业的才能。所有他的爱好都是高尚的，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老百姓极为赞赏他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心，对臣民的父亲般的慈爱，对道德和理智的爱好，以及对欲望的惊人的自制力。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兴趣浓厚，受当时欧洲主要国家建立科学社团风潮的影响，在宫内也设立了类似机构，称蒙养斋算学馆，旨在培养高级数理人才。传教士白晋说：
“中国皇帝仿此范例，开始在他自己的宫殿里建立起绘画、雕刻、塑雕以及为制作时钟和其他计算工具的铜、铁器工匠之类的‘科学院’。皇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制造的各种作品为样品，鼓励工匠与之竞赛。”
当蒙养斋的学生们学成之后，康熙又让传教士带领他们分赴全国各地，费10年之力，勘测绘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经实地勘测，并用天文、大地三角测量等科学技术完成的全国性的内容详尽的地图，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的创举，规模也是世界空前的，后来被李约瑟高度评价为“当时亚洲最好的一部地图”。这次测绘的意义还在于它在世界测绘史上第一次印证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与此同时，康熙又策划和组织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天文、数学和乐理大型科学丛书——《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和《律吕正义》，总称《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是明末清初西算传入时期一部带有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是代表我国当时最高水平的数学百科全书，在有清一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与康熙同时代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评价说：
“我以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可惜的是，如阎崇年言：康熙精通数学、物理学、医学、化学、光学、测绘学、地图学，他的数学水平甚至达到了专家的程度。但是，他只是凭着个人兴趣在学，没有形成政治制度让全社会都来学。由此看来，康熙再聪明、好学、善思、亲为，也只是曹冲，而不是阿基米德。曹冲与阿基米德的区别在于：曹冲称象，引起的只是一时鼓动耳膜的喝彩声，而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引起的却是持久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风暴。其实，作为皇帝无需精通各门类的科学技术，但不能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科技意识。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只把西方科技成果当做“奇技淫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进行文化层面的反思，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然沿袭草原民族崇武尚力的传统，在“木兰围场”炫耀超人的膂力和精湛的骑射技艺，于篝火映天、酒肉飘香、人呼马嘶的营地，显摆式地盘点自己捕杀了几只老虎、几只黑熊、几只野猪、几只饿狼，射杀了几只麋鹿、几只野兔、几只山鹰，那他的帝国最终会被“奇技淫巧”所猎杀。
生活在19世纪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最为褒奖的18世纪的两个伟大帝主，一个是中国的康熙大帝，另一个是俄国的彼得大帝。“他们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国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体制，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步入落日辉煌，由一个洋洋自得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并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对此，马克思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出现这样的结局，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关。中国古代的先贤热衷于道儒之辩、儒法之辩、儒墨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阴阳之辩、纵横之辩、人性伪善之辩、天理人欲之辩、太极无极之辩……不重视研究和传播自然知识、科学知识以及唯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规律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思维还处于原始水平，更为无聊的是，有些大师对客观事物常作毫无科学根据的天马行空的迷信想象。比如，朱熹认为天道的内容为元亨利贞，即万物产生，发育繁茂，开花结果，果实成熟，表现在人道上就是仁、义、礼、智，把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与人生的道德相互牵合起来，实乃风马牛不相及。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天人相类”的观点，认为人体结构与天体结构是相同的，譬如在天，一年有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人体骨节有十二大节，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日月，人有耳目。这显然也是一种牵强附会之谈。即使大师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偶有议论，也表现出与西哲对立的思想，难以说服人。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而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古希腊哲人主张发挥知性思维能力，认识自然和社会，而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而庄子曰：“知也者争之器也。”认为知识就是凶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究其根源：从远古到公元前三四千年，全人类的宇宙观都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是直接的、同一的，但是在五六千年前，西方的苏美尔人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突变，产生了把人类和大自然分离的宇宙观，成为西方文明的“征服宇宙”的宇宙观源头，这种宇宙观作为支配西方文明发展的原则，一直延续到现代。
中国古代的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董仲舒、周敦颐、张载、朱熹、王守仁乃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等，与西方古代的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芝诺、路西德、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贝克莱、洛克、休谟、孟德斯鸠、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孔德、马克思、恩格斯等等，都是对人类思想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但所不同的是：
其一，西方古代的这些人文导师和各种主义的创始人，大多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孜孜以求，卓有建树，有的还可称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等等。毕达哥拉斯曾在名师门下学习几何学、自然科学、哲学，发现了“勾股定理”，创办了集政治、学术、宗教于一体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在埃及学习几何，研究灌溉系统，在巴比伦学习天文历法，在雅典学习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是原子论的创始人。亚里斯多德兴趣广泛，深入研究伦理学、政治学、物理学、逻辑学等等，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路西德潜心研究医学、数学、法律、哲学，是伊斯兰教哲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8岁学习拉丁文、代数、几何，9岁便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12岁时已经开始学习逻辑，13岁时开始阅读《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莱布尼茨的研究成果遍及数学、力学、逻辑学、化学、地理学、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气体学、航海学、地质学、语言学、法学、哲学、历史、外交等等，他创建了微积分，并精心设计了非常巧妙简洁的微积分符号，从而使他以伟大数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世。孟德斯鸠对法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19岁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康德早期作品主要以科学居多，后期则主要研究哲学，建立了康德哲学体系。费尔巴哈曾在埃尔兰大学学习植物学、解剖学、心理学，后获博士学位。孔德1814年进入巴黎综合技术学院学习，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被称为“社会学之父”。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科学求是的产物。恩格斯认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总结、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同时，一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潜心研究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等领域的最新发现及其方法，研究各种前沿技术的最新成果及其应用，研究这些发现和成果在人类社会生活和理论思维中引起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精通数学，恩格斯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八年当中，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上。
其二，西方古代这些杰出人物大都曾经游历列国，寻求知识，研究科学，考察社会，并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和积累的广博素材运用到自己学说的教学和研究中，体现了个人的价值偏好，对西方同时代乃至后代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影响甚大。比如，毕达哥拉斯创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的成员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家；柏拉图周游意大利、西西里岛、埃及、昔勒尼等地以学习知识，在雅典创立阿卡德谟学园，在学园门口就立了块牌：“不懂几何者不准入内”；被当时称为世界领袖的亚历山大大帝就曾经受到他的老师亚里斯多德的深深影响，始终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在希腊化时期，新学园不断创立，著名的雅典大学延续了七百多年，不少城市都设立了公共图书馆，有的藏书达五六十万册之多，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园是规模宏大的学术中心，设有图书馆、动植物园天文园、研究院等部门，藏书达七十多万卷册，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里进行研究活动，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
反观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在做修己安人、束身寡过的学问，表现出极大的主观性。诸子出于王官，知识不出王宫；老子凭借职务的便利，钻进故纸堆里，终身寻道，唯一的出行，骑青牛出关，还不知所踪；孔子虽整理《周礼》，修订《春秋》，删定《诗经》，但述而不著，无手泽之遗，率弟子载礼品出疆，聚众讲学，游说君王，也没有走出中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之后的大思想家更是自我封闭，求诸内心，悟道于洞、院、寺、观、场。这些都使得他们视野狭窄，信息闭塞，自然知识匮乏，社会经验缺失，创造活力不足，其学说亦无客观逻辑、实验、论证，深陷唯心主义泥淖而不能与时俱进。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有人文情怀而无科学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的思想会更开阔一些，他们的思维会更缜密一些，他们的论证方法会更科学一些，他们的学说会更理性一些。无疑，他们的思想在向深广传播的同时，也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留在了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心中。
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尊崇儒术、科举制度和文字狱为主要手段，厉行文化专制主义，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共识，而所读之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读书人“用力之要，尤在多读圣贤书，否则即易流于下”。“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是整个社会的信条。在国人心目中，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谁致力于它，谁就断送了科举仕进的前程，丧失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谁就会被世人斥为走旁门左道、不务正业，让人冷眼相待。而真正的自然科学研究者凤毛麟角，历尽艰辛所取得的成就，如科技成果、科学著作，往往又不受重视，弃置一边，因为“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从宣统三年（1911年）学到民国十一年（1922年），没学过加减乘除，更不知道声光化电。”溥仪的课程有《孝经》《尔雅》，之间夹杂着《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全唐诗》等，有中文教师、满文教师、英文教师授课，师资力量很强，可谓“精英教育”。但他长大成人以后，几乎成了生活的白痴，尤其没有数字和地理概念。在战犯管理所，溥仪五十岁时开始补习算术。溥仪说过一句要命的话：“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都是被贵族看作卑贱的等级的。”
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认识的基本要求，就是把它作为“取辩之物”的基本手段，与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观念相适应，论证皇权神授的客观性和天意的必然性，使得科学认识和科学活动充满了牵强附会的迷信色彩，无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阻滞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徐光启在谈到元末明初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时，曾感叹地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知来藏往，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无一存。”传统社会思想在思维内容上排斥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在思维形式上将理论引向神秘主义。从中西方文化发展史看，东方偏重心的改造，西方偏重物的改造。
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以情感、心理、内省、体验为主轴的具有审美性质、艺术性质的文化精神。古人在百家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强势影响下，缺乏缜密思维、创新意识和惟理求是的精神，古代中国也缺乏古希腊的欧几里德几何体系和亚里斯多德形式逻辑体系。
尽管如此，在16世纪前，因中国的封建制度为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农业手工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家相对统一安定、国内各民族经济文化日益融合，加之人民的辛勤劳动，中国古代科技还是长期领先于世界的。根据《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的统计，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1世纪，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所占的比例约计达50%～71%；公元11世纪后的宋元时期的几项重大发明对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又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自16世纪以后，由于政治制度已经落后，权力专制、文化禁锢加剧，以儒学为宗、吸收佛教禅宗思想的官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加之朝廷重本抑商，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导致欧洲诞生了现代科学，中国的文明却没能够在亚洲产生与欧洲相似的现代科学。这也是在同时期的中国没有产生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式的伟大科学家的缘故。
具体到康熙皇帝，他学习西方科技是因为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他汇集能工巧匠设立蒙养斋、如意馆等是为满足自己赏玩之好，他颁布对天主教的解禁令，鼓励更多的传教士来华，是显示其对传教士和西学一种居高临下的宽容、恩典和优待，并未把西学东渐看作是科技强国的机会，更不认同西方科学文化的优长，反倒认为西学悖谬“圣人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故“禁之可也，免得事多”。从他对待传教士和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的态度可以看出，在他心目中，儒家文化是远胜于形而下之器的形而上之道，是具有最高价值和不可战胜的法宝。如梁启超所言：“以为科学无论如何高深，总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这部分原是学问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耻辱；又以为我们科学虽不如人，却还有比科学更宝贵的学问——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领，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件件都足以自豪，对于这些粗迹的科学，顶多拿来当一种补助学问就够了。”因此，康熙对西学西技的态度是“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只注重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而漠视其价值理性，只承认西方文化之“体”，不承认西方文化之“魂”，排斥或摒弃其与中国传统相异的文化内涵，故在康熙统治下的大清帝国，东方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融合并生成更为先进的文化之可能，这不仅错失了社会转型、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宝贵机遇，也注定了康雍乾盛世只能是大清帝国即将灭亡的回光返照。
牟宗三先生深究文化之根，认为儒学中“仁的系统”笼罩了“智的系统”，使中国只有依附于道统的“德性之学”，而无独立于道统之外的“知识之学”，即没有科学文化传统。
马克思当年批评大清帝国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