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孙权在东吴国内失去了威信和权力，最终被身边亲信陆逊谋害，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成为了历史上对陆逊下场的最好证明。陆逊曾是孙权信任的重要将领，但在政治斗争中背叛了孙权，最终落得一个过于悲惨和不幸的下场。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权力的腐化和背叛的危险，也提醒人们在权力面前要保持清醒和警惕。
众所周知，陆逊因为在夷陵之战中，打败了倾巢而出的刘备所率的蜀军，而天下闻名。但功成名就后的陆逊过的并不快乐，原因是他所伺奉的主子孙权“变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晚年的孙权一改早期推诚相与、同舟济水的贤明之君的形象，而变成了一个“性多猜忌，果于杀戮”的昏聩之君。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抽象的性格转变，孙权性格的前后变化，也是与维护江东政权和王室利益有关的孙权的晚年，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从国外转到了国内，蜀汉偏处蜀川一隅，东吴则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大片土地，凭借长江天堑足以阻挡曹军南下，江南经济的发展也足以划江自守。加之卓有成效的外交手段，吴蜀、吴魏之间，故事不是很多、但国内的情况则与立国之初大有不同。主要是江东大族的势力有了急剧扩张和发展。
早年，孙权为了拉拢统兵将领，曾实行军事世袭和复客制度，又把大量的土地赏给他们。东吴的将领大多出身大族，原来就有世袭的土地和部曲，加上不断赏赐，拥有的土地和部曲越来越多。“值什仆成军，闭门为市”是当时大族势力的真实写照。
孙权晚年，因长子孙登早卒，本人年事已高，担心大族势力的急剧影胀会危及孙氏王室的权力，为此，他对江东大族的态度从拉拢转为控制孙权对东吴重臣陆逊的态度转变，很能反映他思想上的这种状态。
公元244年，陆逊被任命为东吴的第三任丞相。称帝之前的孙权尚能认识到“孤与君分义特异，荣实同”。到了此时，却对陆逊也产生了疑虑和戒心。陆逊虽为丞相，但“其州牧都护领武昌事如故”。即依然带兵驻扎武昌，不能回京管理国政。对于忠实于他的陆逊，孙权还这样猜忌，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陆逊死后，孙权又把荆州分为两部，以昌岱为上将军，督守荆州的右部，以诸葛格为大将军，督守荆州的左部。原来镇守武昌的陆逊之子陆抗则调离武昌。其实，诸葛格的军事才能远远比不上陆抗，史书上有一段记载是很能说明两人的军事才能的：“（陆抗）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格入电，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电，顺有毁坏，深以为惭。”孙权当然知道诸葛恪的军事才能逊色于陆抗，但仍要把陆抗调离武昌，这显然是出于对陆氏世代为将有所顾忌。
在孙权死前的两年间，吴国宫廷发生了一柱大案。为争立太子一事，大批重臣被贬、被。孙权长子孙登死后，孙权立孙和为太子，又封孙霸为鲁王，孙不服，到处拉拢势力，谋夺太子地位，孙和也在臣僚们的支持下进行反击。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卷入太子党争事件中去了。“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貳，滋延大臣”，乃至“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以全寄、杨竺为首的大臣们主张废和立霸，陆逊、朱据、诸葛恪为首的大臣们则支持孙和，主张“明嫡底之分”。因为太子和与鲁王霸的争斗夺宠，使群臣分为两大派，孙权对此深感不安。最后他作出了既废太子又赐鲁王死的决定。与此同时，又诛系进谏大臣十余家，就是陆逊也受到孙权多次责，最后忧愤死去。
孙权晚年的性格变态，尽管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有江东政权，借机削弱大族势力来维护王室利益，但与其主观愿望相反，这样做的客观效果却是朝野震恐，人心撼动。大臣们再也不敢像过去那样尽言直谏，东吴王朝出现了“旧将已尽，新将未信”的境况。这一事件引起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东吴的亡国之主是孙皓，但孙权去世以前，已经出现亡国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