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传说中,有一位神秘的先知,名叫杨国忠,被人们视为命运的引导者。他曾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的预言,引发了无数人的探究与猜测。而有人认为,预言的力量可以改变命运,让人们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轨迹。究竟是先知的神秘力量决定一切,还是命运在人们的掌握之中?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
天宝十三载(754),七十岁的李隆基志得意满地俯视着他的盛世。这一年,帝国的户口统计结果为五千二百八十八万零四百八十八人,达到了有唐一代的最高峰。从数据上而言,天宝盛世已然超越了开元盛世。
李隆基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相比李林甫时代,李隆基又老了几岁,无论是主观上的倦政情绪,还是客观上的精力衰退,他都不可能孜孜求治、事必躬亲。但倦政绝不等于放弃权力,也不等于无为而治,李隆基也试图在超脱于日常政治与掌控核心权力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以此而言,“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并不是李隆基一时心血来潮之语,而可以理解为他着眼于天宝时代后期而精心设计的政治架构。
在这一政治架构下,右相杨国忠作为朝廷中枢的权力代表与边将掌控的藩镇军事集团互相制衡;而在边将这里,尽管东平郡王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是帝国实力最强的军事集团,但以西平郡王哥舒翰为首的西北边防军作为唐帝国第二大军事集团,也可以牵制安禄山。
因此,作为天宝后期李隆基的两大宠臣,杨国忠和安禄山的激烈政治斗争固然是争权夺利之举,但背后也贯彻了李隆基互相制衡的政治意志。
安禄山的东北边防军是天宝末年唐帝国的第一大军事集团,在天下总共四十九万人的边军兵力中,安禄山一家就有十八万三千九百人。这对唐帝国构成了某种隐患,但杨国忠更警惕的是安禄山对他右相之位的威胁。
对此,杨国忠做了三方面的政治布局。
第一,反复预言安禄山必反。杨国忠从天宝十二载一直预言到天宝十四载,将李隆基从付之一笑说到半信半疑。杨国忠绝不算什么吹哨人,他的预言更多是为个人权位所计,与其说防的是安禄山造反,不如说防的是安禄山入相。甚至可以说,安禄山某种程度上是被杨国忠“逼反”的。当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入长安时,杨国忠甚至荒诞地有些“我早说了吧”的得意感,却不知死期将近。
第二,联手哥舒翰反制安禄山。哥舒翰的西北边防军是仅次于安禄山所部的第二大军事集团,同为胡人边将的哥舒翰与安禄山又是武人相轻的政敌,是杨国忠天然的战略盟友。
第三,经营大本营剑南(蜀地)。为了在剑南建立军功以增强自己的军政地位,杨国忠先后在天宝十载和天宝十三载策动了征伐南诏之战,但两次均遭惨败,不仅没有得到他希冀已久的军功,反而损失了本可用于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杨家军”,放大了杨国忠的军权劣势。
天宝十三载正月,安禄山最后一次到长安觐见。这让预言家杨国忠在李隆基面前大失颜面。上一年年末,杨国忠怂恿李隆基召安禄山入朝,他自负地认为,安禄山作乱在即,必不敢来。但安禄山应诏来了。他在华清宫对着李隆基泣不成声:“臣一个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以至于杨国忠视我为大敌,随时可能置我于死地。”
李隆基消了猜疑之意,又动了恻隐之心,此后一年多,无论是来自杨国忠还是太子李亨的“安禄山必反论”,他都置之不理。李隆基还一度想给安禄山解决他念兹在兹多年的宰相之位。但杨国忠从中作梗,以“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为由打消了李隆基的念头,李隆基只好象征性地封了安禄山一个左仆射。
安禄山大失所望,他隐约知道,自己与宰相这个位子已经擦肩而过,永无再见的可能了。很有可能,安禄山就是在此刻彻底坚定了起兵称帝的决心。
拜相无望不仅封死了他的权位上升路径,也表明他已经输掉了这场与杨国忠争夺李隆基宠信的战争,后续来自杨国忠的政治倾轧将一波强似一波,直至吞没他的东北三镇。
此后,安禄山开始紧锣密鼓为起兵做最后的准备。
第一步是,安禄山主动向李隆基请缨掌管全国军马最高管理机构,继而暗中将数千匹“健马堪战者”分开饲养,转移至范阳老巢。第二步是为收买军心及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安禄山以军中有大量有功将士为由,要求李隆基授予自己自行提拔军官的人事特权,获准后,他一口气在军中任命了五百多名将军、两千多名中郎将。
安禄山这两大起兵部署,之所以得到李隆基的痛快允准,除了信任以外,多少也是李隆基对安禄山拜相不成的补偿。到了天宝十四载,唐帝国东北部已是战云密布,似乎只有李隆基一人仍浑然不觉,或者说,他已经陷入了某种现实扭曲力场。装睡也好,真睡也好,皇帝拒绝进入真实世界。但凡再有人声称安禄山谋反,李隆基就直接把这人绑了,送到范阳交由安禄山全权处置。
天宝十四载二月,安禄山派遣副将何千年入朝,要求以蕃将三十二人取代汉将,李隆基不假思索地准奏了。安禄山完成了他的军队高层中的“胡人化”迭代——这些人只知大帅不知朝廷。前一年刚刚在杨国忠力荐下升任左相的韦见素断定,这次大举换将标志着“其反明矣”,力谏驳回安禄山所请,惹得李隆基极为不悦,连一向是反安急先锋的杨国忠都吓得“逡巡不敢言”。
为了向李隆基验证自己的预言正确,想要快速“逼反”安禄山,是杨国忠做的最颟顸、最缺乏大局观的一件事。他可能是大大低估了安禄山的军事实力,更预料不到日后的弃长安和马嵬驿之变。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起兵之际就是身败名裂之时,不怕他谋反,就怕他不反。
四五月间,杨国忠在未掌握任何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让京兆尹派人搜查安禄山的长安大宅。虽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谋反物证,还是逮捕了安禄山的几个门客,送到御史台大狱,问不出话便打死在狱中。安禄山“质押”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将这个消息密报给安禄山,安禄山忧惧失色,加快了起兵的进程。六月,宗室之女荣义郡主被赐婚于安庆宗,李隆基下诏让安禄山进京观礼——这可是亲儿子的婚礼,安禄山竟称病不至,李隆基也就听之任之了。
一个月后,安禄山上表朝廷,请求献马三千匹,每匹马配两个马夫,共六千人,由二十二个蕃将率领入长安。这哪里是什么送马,这是大唐版的特洛伊木马,怎么看都很像轻骑奇袭长安的意思。李隆基终于有所醒悟,“始有疑禄山之意”,婉拒了送马之议。此刻,离安禄山起兵只有四个月了。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5月上
稿件来源 | 《弃长安》
本文作者 | 张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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