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贾云集，尘封大院，晋商之中大大小小的家族中都有着皇权的影子。在这里，一个为清立下汗马功劳的大族——介休范式，与一个清朝最煊赫的商家并肩而立。然而，这两个家族的命运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从辉煌跌落至入狱、阶下囚，如彗星划过历史长河，令人唏嘘。而这场反转的背后，究竟是时代的冷漠还是皇权的无情，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一、任事不择险易
介休范式，起于明末，在清初立下功劳。1697年，四十三岁的康熙帝第一次来到了中华帝国的最西边，距离京城两千多里的沙漠地区，准备继续他平定准噶尔叛乱的历史功绩，奈何运粮大军迟误，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不到，只能被迫返回，折腾得康熙皇帝寝食不安。
1720年，再次对西北部用兵，大军按上次费用作核算,运一石米需耗银120两，如此高昂的运输费用一时间成为了行军途中最大的问题。时供职于内务府的范毓馪表示，用不了那么多，交给我来做，费用顶多三分之一足够了。从此，范家以一己之力承担国家运粮，这一承担就从康熙帝朝干到了乾隆朝，二十多年来为皇家大军作后勤保障，沙漠地区饥寒缺水，运粮的他们却难以自给，一趟趟咬牙坚持的结果是为国库省银“百亿钜万”，《清史稿》中称范氏为国家运输军粮为“诸往史所未有也。”雍正皇帝赐给范毓馪太仆寺卿官衔，赏二品顶戴。
范家的另一项功绩是运铜。清以铜钱为流通货币，由于起初贩铜有厚利可图，铜料又是保证国家财源之大计，逐渐，国内十四关进口铜料的任务都由以皇商承包。但到日本贩铜在当时实属在风口浪尖上做冒险的买卖，其凶险比走西口更甚。当时受航海技术和条件的局限，贩铜船只凭季风往返，每年只能一至两次，船商若不幸遇到“不测风云”，经常被风浪吞没，人货俱倾，风雨之中更是尸骨无存。
1782年，就曾有范成大率领的货船刚出海不久，遭遇飓风，人货全都翻入海中，损失资本六万余两，还要安抚伙计的家人，这意味着之前的几次生意积累白白付出，可见范氏经商的开拓之路中一路特权，也一路血泪。
二 、皇不如民
由于范式一族出入关外而在清初便立下功劳，顺治年间便被奉为“皇商”，踏上了富贵之路。然在取得政治与经济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范家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范家起源于清政府财政政策和军协饷供应的附庸性工具，这本身是违背商业发展的规律，范式之所以能兴起虽与自身密不可分，但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政治力量，而当清政府发现可以不断压榨这些所谓的“皇商”时，便会肆无忌惮。
首先经营模式与规模受到了清廷的严格管控，完全失去商业应有的自由，1775年即乾隆二十年，范家掌门人范清注向清政府表示办铜真的挺难，从采办铜样供应说到置货出洋，从水陆路程说到与江浙对比晋商活多钱少离家远，叭叭列举了诸多困难，目的只有一个，官爷您看在我这么困难的份上，让我跟民商享有一个待遇行不，比如给我结算铜钱时民商多少我多少好不好嘛?对此，清廷冷漠表示：不行!
三、官官可啖
作为清政府的御用商人,虽然得到了优惠，但这优惠的背后也是巨大的代价：贵族缺钱了找皇商，打仗钱紧了找皇商，政府有工程还是找皇商，其数字之巨大，令人咋舌，不仅如此，由于送礼成了日常，居然还变成了一个可以商量的买卖：
1780年十一月,范氏着商伙潘映辰向长芦盐运使锡拉布的衙门交纳盐课时,附送银一百二十万,锡拉布嫌少不收,索取银六百两,最后潘映辰按八折送了四百八十两,锡拉布这才答应收下。若遇要官员办公，一次没有上万的银子，只怕大人们连正眼都不肯瞧一下，这便是依附权力的代价。
到了1783年，范氏便再也无法支撑下去这样内忧外患的日子，种种迹象表明，无论铜矿还是食言，这一家人都无法完成，朝廷见状，便一脚踢开了为政权鞍前马后多年的家族，范氏入狱。
当初的辉煌已过百年，转首看来，作为商人心中最应记挂的是自身不断提高以求适应时代，而非与大大小小的权力进行牵连。若是昔日的晋商能离权力远一点，离市场近一点，他们或许会发现将汇通天下钱庄与票号向现代银行转变，才是他们在之后得以走下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