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物资极度贫乏，平民家庭里光靠男性劳作是无法维持生计的。因此，家中妻女必须参与各类生产活动，不可能终日足不出户。能让家中女性成员做到“大门不出，二门不越”，往往都是相当富有的上层阶级，但也远没有后世想象中那么夸张。
历代女性出行，犹以唐代贵妇出行的场面最为壮观。杜甫在其名作《丽人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唐初时，贵妇出行往往要披带遮掩，不能以面示人。
但到开元年间，风气渐渐开放。从驾的骑马宫娥头戴胡帽，靓妆露面，民间不论士人庶民，都争相模仿。甚至还有的女性骑马时露髻驰骋，或干脆身着男装(《旧唐书·舆服志》)。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那个时代不论阶级高低，社会风气对女性出行已没有多少束缚。
唐玄宗天宝年间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展现了当时贵妇出行时的风貌
至宋代时，女性出游仍很普遍。南宋《武林旧事》载：“六月六日，是显应观崔府君(古代神仙名)的生日。早在北宋东京时，相关的祭祀就已经很繁盛了。当天，都市男女先聚集在一起烧香，之后不久泛舟湖上，游玩避暑。”又如《岁时广记》载：“过去蜀地的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市男女，络绎不绝地前往郊外游赏，在橘红色的帷幕下唱歌饮酒。”从中不难看出宋代女子出游时的盛况。
虽然宋代也有像司马光这种极度保守的士大夫，在其《居家杂仪》中要求“妇人无故不窥中门，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女仆无故不出中门，有故出中门，亦必拥蔽其面。”关于司马温公不许夫人在上元节外出看灯的轶事，亦流传颇广(《轩渠录》)。但司马光作为北宋著名的保守派，本就有迂腐的名声在外，无法代表当时的社会风气。
不过，宋代的社会风气，较之于唐代确实已趋于保守。唐代中期，贵妇出游时不加遮掩、盛装露面的情形，在宋代非常稀少。相比唐代，宋代贵妇出行时的装束又变得封闭而笨重。她们往往头戴帷幕等遮掩物，不使外人窥见其容颜，在室内才能脱去。这些被唐代女性逐渐抛弃的装束，反而又被宋代女性重拾起来。
又如，在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中，熙熙攘攘的繁荣街道上，女性人物却只有寥寥数人。当然这也许仅仅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所致，但同时期在日本类似的绘画作品中，女性人物却远不像《清明上河图》那么稀少，意味着宋代女性出行并不算频繁。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理学兴盛，大户人家的女性出行受到显著限制。在一些家规中，即使是庙会、元宵等场合，轻易也不准她们参与。平时会客只能和亲人相见，若有陌生人造访，更不许抛头露面。不过这些限制也仅存于部分大户人家，不能作为明清时期妇女出行状况的普遍代表。
如，晚明时《采馆清课》就记载：“杭州城的男女，在花开时游玩西湖，列舰排云，斜风而渡，遇到酒客都不回避，游玩时颇具胆量。”又如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提到出游时写道：“柳湾桃坞，痴迷伫想，若遇仙缘，洒然言别，不落姓氏。间有倩女离魂，文君新寡，亦效颦为之。淫靡之事，出以风韵，习俗之恶，愈出愈奇。”说明当时有些女子，出游的目的就是为了邂逅浪漫。深闺戒律，并非对每名女性都那么灵光。
除了游山玩水外，节日庆典和宗教朝圣也都是当时女性集中外出的重要理由。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南京元宵节时的场面如是描绘道：“京城士女填溢，竞看灯船……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明人伍袁萃则在其《林居漫录》中提到“吴浙之间风俗淫荡，每遇春月，妇女艳妆冶容，什伍成群，遨游山水，而浙之天竺、法相，吴之虎丘、观音诸山寺中，履相错也。
然而，明清两代的官方可就不像唐宋时期那么开明了。早在明代，江苏地方官府就曾禁止妇女游山。清代类似的禁令更是层出不穷。保守士大夫们禁止女性出游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认为她们有违妇道，可能在游玩期间行淫乱之事。不论是善男信女烧香礼佛，还是节日庆典街头行走，都是男女混杂于一处，有伤风化。
但这些禁令和非议越多，反而越说明道学先生们“整肃民风”的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假如靠几条官府法令和道德抨击真的能禁绝女子出游现象，那么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强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