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入关，软硬兼施地抢走了汉族的“天朝大国”，当然，名不正、言不顺了。刚开始，满人统治的办法，依旧是铁腕。在政治上，大搞“白色恐怖”；在文化上，大兴“文字狱”。像“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血腥杀戮，只是满人强权的“下马威”。及至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赤裸裸的杀戮便告一段落，甚嚣尘上的是思想箝制与文化高压。即便是相对稳定的所谓“康乾盛世”，清廷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仍然没有裁撤，反倒愈演愈烈了。尤其表现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众多经典的肆意篡改。即便家喻户晓的名诗名句，他们也不肯放过。
《四库全书》卷人囊中的古籍，大多被动过手脚，因此，许多是二道贩子塞进来的“水货”。满清朝廷太在乎汉人对他们的态度了，俗语讲：“当着矬人，别说短话；对着和尚，别骂秃子。”所谓犯忌讳的话，其实，任何时代都存在，多少、轻重而已。一旦这些讨厌的言辞成为街头巷尾、滚滚而来的公众话题，那就形成了一种舆论，甚至代表民意了。既然语言可能形成暴力，便把这些隐患扼杀在摇篮里。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那些《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比如纪晓岚之类的汉臣，自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惟恐一走神儿，漏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敏感话题，或者犯禁的字眼儿。结果，弄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汉臣们使出浑身解数来抠字眼儿，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使一人漏网。他们比那些大辫子主人考虑得还无微不至、无孔不入。中华文明的先贤、圣哲，统统都得“过筛子”。公开与清廷作对的人物，当然，混不进《四库全书》。参与编纂的饱学之士最伤脑筋的是，怎样修修剪剪，削削砍砍，使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不引起更多的政治联想。实在不堪录用的，尽可丢进垃圾筒；实在有嫌疑、又能舍弃的人物和作品，只得由这帮御用文人，来擦屁股、来贴补丁了。
比如，北宋的民族英雄岳飞，他创作的《满江红》早已深入人心。这种人物，既不能丢开不用，又不敢原文照搬。怎么办呢？公然篡改吧！“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其中的“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语汇。《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替岳飞捏造出一句不伦不类的新词：“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这叫什么玩意儿呢？《满江红》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顿时被阉割了。政治指向极为明确的词句，变得暧昧、闲散。
生活年代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张孝祥，也遭受了被篡改的命运。他那首著名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同样挨了刀。词作的内容很简单，描写中原父老、尤其是孔子故里被金人占领后的悲惨遭际：“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想不到，“膻腥”这个词犯忌，是不是对草原民族含沙射影，或者听起来有些粗暴？干脆改作“凋零”。这么一改，似乎北宋沦陷区和金国侵略者立刻就握手言欢、亲如兄弟了。即便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能做掩耳盗铃式地篡改。稍有头脑的文化人自会去伪存真、立此存照。
被《四库全书》推来搡去的名人名篇多如牛毛，再如，和张孝祥同时代的陈亮，也没跳出被篡改的“黑名单”。他那首《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就有问题：“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其中的“耻臣戎”用法不妥，立马改过来——“挽雕弓”。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也得改！“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寄奴，本是南朝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寄奴”是词人对刘宋皇帝的亲切的称呼。这就不行！干脆改成“人道宋主曾住”。倒不是提这个人物怕引起什么联想，也不是清廷最忌讳“胡”、“戎”、“夷”、“狄”、“虏”这些对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用语。仅仅是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们太谨慎，太自觉了——怎么能容忍用小名直呼帝王呢？今天你这么叫，明天他那么叫，叫来叫去，触犯到本朝就罪该万死了。汉族文人的奴性一发作，清廷“文字狱”的破坏力量也就越强大。难怪鲁《四库全书》频遭后人诟病，其中最大的硬伤就是：编纂者肆意删节、篡改，使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大打折扣。